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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WTO舉行期間,會去示威嗎?

何渭枝搖搖頭,沒想過,大概只會出席一、兩個論壇。

怎能忘記九六年何渭枝在香港水域爬上大船的貨櫃頂,抗議澳洲把電腦廢料運去中國?作為「綠色和平」首位中國總幹事,他組織過的激烈示威活動,多不勝數。

熱情化成火焰,終於在二零零二年燃燒殆盡。

如今理想仍在,只是沈澱出一番新體會,二零零六年向新目標,前進。

  

九十年代初,何渭枝在英國唸書,心想:如果能夠加入「綠色和平」工作就好了。

他之前當過兒童院社工,做過社會學叢書編輯,總是覺得納悶。

「社會工作越來越計算,像評估青年少問題,由七次逃學減至三次,情況就是改善了嗎?講功能、講效益,現實上根本沒意義。現代社會迷失,就是因為過份看重工具理性!」

看到「綠色和平」開船到法國反核,腦海叮一聲:改變社會必須身體力行,這是我要做的事!

  

台灣扮油筒香港爬貨櫃

 九六年「綠色和平」開始制度化,銀行家出身的德國區總幹事Thilo Bode擢升為國際總幹事,他是組織內首名核心成員,由行外人轉為激進份子。他認為資源需要整頓,應該在環保問題最嚴重的地區開展工作,決定在香港開支部。何渭枝放棄當時的社會科學研究工作,加入「綠色和平」當項目幹事。

第一項任務,到台灣反核。

「當時北韓飢荒,急需金錢,台灣居然想把核癈料賣去北韓,認真衰格!」

何渭枝和其他成員一同在中正紀念館門外扮儲存核癈料的油筒,又偷入當地蘭嶼放置核廢料的場所,證明核輻射就是存在筒中仍會洩漏,終於迫令台灣政府擱置計劃。事前也有人警告在中正紀念館前「搞事」,台灣政府一定不會容忍,何渭枝也沒細想:「當時只覺要做一件對的事!完全沒顧自身安危,比起台灣對北韓的不公義,就算被捕,也是小兒料。」

第二項任務,阻止澳洲船隻把電腦癈料經香港運去大陸。

「綠色和平」兩位澳洲爬建築物專家飛來香港,他們會先爬上貨櫃頂,再放下繩梯讓何渭枝等三名香港人上來,一起拉起大型橫額:「香港不要洋垃圾」。

綠色和平香港辦公室在三樓,外面有一道旋轉樓梯中間可直通地面,他們就在那練了兩天爬繩梯:同手同腳爬會傾側,必需要左手和右腳,右手和左腳配合。擅闖私人地方等法律問題也想好了,然而卻沒預計更基本的風力和人有三急的需要……

「彷彿飛虎隊行動,凌晨三點澳洲船一駛入鯉魚門,我們便租船出海,然後登船爬上六層樓高的貨貨櫃,那天意外地大風,好不容易才爬上去,一待便是十小時,人有三急唯有拿水樽偷偷解決。」

上次示威是在台灣,這次在老家,瞬間成為焦點。

  

由火紅到燒燃殆盡

 「這次行動非常震撼!以前我替社會把脈,現在我本身就是那條脈搏,不斷地跳動,生活反而真實好多!」從紙上談兵的研究工作走向最前線,何渭枝這才感受到箇中變化。

電腦癈物沒再運去中國,示威者也沒有拘捕,香港環保團體還是激起一場爭辯,批評「綠色和平」太激進,關係更是一度惡劣。「他們習慣做教育工作,覺得我們像『長毛』,一場示威便搶得所有焦點。『綠色和平』沒錯是很懂得利用傳媒:Media is the Message,為求照片效果突出,會花心思設計示威場面,但這不也是一種教育嗎?而且我們的工作並不止於此,也有實務工作。我花了好長時間,才令綠色團體接受我們:彩虹一般,環保工作也不只得一種顏色!」何渭技說本地環保人士如吳方笑微等,如今都成了好朋友。

上了報紙,阿媽也終於知道兒子的新工是什麼。

「她那時已經七十多歲……也不是說反對……但老人家處世之道,總覺得別跟人們過不去。然而我整個人變得極之大膽,以前是『語言的巨人,行動的矮子』,現在行動也勇敢起來,我可以改變社會、令社會進步!」

九七年出任首位中國區總幹事,眼界大開,頻頻到歐洲開會,不斷開記者會,在法國談中國三峽工程的環保問題、到食品公司組成人鏈抗議基因改造………步進火紅年代的何渭枝,無法制止地燃燒,終於burn-out

千禧年,何渭枝一段八年的伴侶關係告吹,人瘦,累,上班沒感覺,放工看到每楝大廈,只想到能否掛橫額。

「『綠色和平』仍然是我的dream job,可是我沒什麼可貢獻了。」二零零二年他辭職,體重只有116,比現在輕了二十多磅。

  

真正綠色

 何渭枝去了上水禪修十日,什麼事情也不做,僅僅專注呼吸。

呼。

吸。

十日。

離去時,他走過樹底,突然感受到透過葉子陽光灑下臉上──感覺回來了。

「要推動社會改革,必須要修練,才能利用自己影響別人。」他記起當年在台灣,一位同路人的說話。

二零零四年重投「綠色和平」,二月任東南亞項目總監,五月為亞洲區經理,同年又再辭職。「當時總部有意要求所有區域經理都在荷蘭上班,我不想飛來飛去,便辭職。」他輕鬆地說,這次理由簡單,但由心話事。

他依然是「綠色和平」日本區的董事,需要每三個月開一次會;亦有替中國區撰寫研究報告,並且每隔一、兩年去一趟禪修。他說「綠色」本來便是一種生活方式,世界不應變成工具,大自然不容剝削,人也一樣:「You don’t kill yourself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.很矛盾,我是透支後才領悟。」

說著說著,他突然想起來──

「我想,下決心加入『綠色和平』,是因為九六年我的好朋友過身吧!他是我唸大學時的老師易偉倫,見證住我成長的轉列點,與我亦師亦友,九五年他在澳洲患癌,第一個便通知我,但我還來不及探他,病情便急轉直下。我非常煩燥,好心急,好想為社會做點事,他死時不過四十歲,當時我也快三十五了,如果還有五年命,我仍舊埋首文件堆嗎?」

「他不是點火的人,可是失去他,令我對世事再沒有耐性。」他一付恍然大悟的樣子。

  

步向更高?

 在社聯擔任了一年多政策倡議及國際事務總主任,二零零六年何渭枝會替香港某大家族組織一個慈善基金,他拒絕透露家族的背景,只表示工作重點之一,是提高香港公民社會(civil society)的專業水平。

「在政府和市場以外,現今社會尚有影響力的,便是這些公民組織,至居民委員會,大至東華三院,各自尋求一些良好意願,例如綠色和平推動環保,社聯關注社會公義。但在香港這些機構總吸引不到最好人材,一腔熱誠過後,還是只得一腔熱誠,缺乏好管理。我不是要變成官僚,若是,我第一個離開,但要打仗,總得七點鐘起來開會吧!」

他對抗的,依然是environmental injustice:保護環境固然重要,農民有否使用有毒葯、有否基因改造食物,一定是關注重點,但「綠色」更是生活方式,公義還得包括社會事宜,像WTO令「有的牙的更牙尖嘴利、沒牙的更沒肉食」,弱國面對強國剝削,這些不公義絕不可容。

縱使何渭枝這次開會期間僅僅替相熟的國際農民組織,列席論壇並當翻譯,縱使未來將注力管理工作,他強調自己依然有火,有需要隨時都可走上示威最前線:「我相信熱情的人,總有對社會有一點的不滿,並不斷追求改革。我們社會太少這樣的人,太多講求理情持平。

「面對巨大的不公義,持平是一種懶惰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