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曉蕾Leila | 9th May 2009, 17:37 | 人家的

(最後一人,堅持到最後的,往往不是最大聲的.)

遇上手握巨大資源和權力的國家機器,社會運動進行的抵抗頂多算是實力上強弱懸殊的對峙。像參與一場從一開始已被對手遙遙拋離的賽跑,注定落後的一方要拚命追趕,縱使機會渺茫也得設法迎頭趕上。既然是強弱懸殊,十之八九難嘗趕上的味;更多時候,特別於國家機器全力反撲之際,其實更要懂得抵住那一距離愈拉愈遠的形勢。民間反對者不常勝利,務須練就一股敗而不倒的精神,不放手任何可能實現希望的一刻。推至極致,他們會以最後之人的姿態出現,我第一個想起阿草。

他是兩年前留守至皇后碼頭頂上的人。戴上草帽的他履行了許諾,縱然碼頭仍是不保,烈日當空近十小時策略性地佇足於碼頭頂的最邊緣,至他能承受的最後一刻。不消說,責難阿草阻住地球轉的人並不少,特別當截然相反的兩種邏輯並存之際:人們愈堅持便愈構成阻礙,骨頭愈硬罪名愈大,風骨被剝去了所有褒揚的含義。但我想無論現在抑或未來,希望了解香港這段城市發展史的任何人,只要看看那些蹲據皇后碼頭邊沿的照片,都不會接受官方那套由漁村到都會的神話。這情在重建區更是如此。

三年前,即我仍在囍帖街做社區工作的時候,甘太是最後一個被迫交出業權的老街坊。市區重建的政治其實是一種名副其實的時間政治。首先是時間消逝。大部分深信「民不與官爭」的居民逐漸退場,街道凋零,十室八空的環境又不安全;另外,站出來的老街坊也要頂着社會輿論和茫茫前路的壓力,更常見是家人的反對:「唔好搞咁多嘢喇!」還有市建局天天威脅着有個大限:你現在不搬,兩年後我一樣可以執行土收(土地收回條例)。但在此江河湖水逐漸退去的乾涸時刻,甘太卻是其中一個撐到最後的人。當時,她的堅持仍是重要的希望:旨在社區保存的民間規劃方案仍是利東街可能的未來。比阿草的形勢更嚴峻,那段日子親市建局的媒體版面充斥中傷的報道。

我不會問甘太為何不撐到被抬走的一刻,也不會問為何阿草不能多蹲一段時間,兩位尊敬的朋友已經超額完成,他們已經做出了超乎尋常的事情。形勢比人強,與其思考如何勝利,倒不如籌謀每一次的抵抗如何失敗得更有「殺傷力」。近日我再聽見了這樣的情景,他就是深水埗兩代都做花牌生意的黃生。

正如利東街,深水埗社區運動在反擊了政府好一陣子之後,好些街坊都在沒第三條路的選擇、頂着社區凋零的壓力下遷出。可是,黃生仍沒有走。為什麼?話說居民提出了法律訴訟,直指房協沒有按「法定要求」於重建前進行「社會影響評估」,涉嫌行政失當。就是說,欠缺此一評估的重建一來是違法的,二來是當局因而無從評估重建帶來的破壞,更遑論如何恰當地保存社區了。沒有遷出為的許是這些。當然,我不知道仍在申請上訴的他,於這注定強弱懸殊的荊棘時刻可以熬多久。也許,在不敢奢想勝利之餘,唯有想想如何失敗得更有力量,令將來的重建不會像今天般草率。

記得自己被抬出皇后碼頭的最後一刻,內心反覆念着:碼頭不是一定要拆遷的,警察抬走的其實不是我,而是那一改變的可能。反過來說,最後之人守護的當然也不是自己,而哪怕是丁點兒的變革可能,支撐着那一遭統治者意圖不斷抹去的歷史裂縫,或曰希望脆弱之所寄。

本文刊於明報世紀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