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曉蕾Leila | 15th Jun 2008, 18:54 | 採訪背後

(作者:朱迪凱) 

經介紹,零八年年初開始替一名英國自由記者A做助手﹝fixer﹞,至今出了三次差,兩次去深圳,一次去山西。報道刊登於英國《星期日泰晤士報》﹝Sunday Times﹞和《星期日郵報》﹝Mail on Sunday﹞。對不諳當地文字的駐外記者,fixer是至關重要的,甚至可以說,一個好的fixer比一個好的記者更重要──他/她決定了報道質素的高低。Fixer的工作很廣泛:前期的資料搜集和研究、交通安排、訂酒店、約訪問、引導記者提問、即場翻譯和文件翻譯、核實消息等;有了fixer幫助,記者的工作就是選取報道角度、緊急關頭決定堅持多久何時撤退、以及與老家的編輯聯繫。

讀者可能已聯想到,記者和fixer的關係跟殖民時代商家和買辦的關係差不多。西方記者和fixer最大的分別,是記者能夠接上以高價買報道和照片的國際媒體﹝主要是英語媒體﹞,而fixer,無論他的採訪能力有多高,用其母語在本地媒體發表的報道,稿費一般不及用英語寫作的十分之一。舉例,記者A在四月接到英國《星期日郵報》的「訂單」,叫他去山西採訪國內煤礦在奧運前增產的情況。《郵報》在找記者A前,已經用約十萬港元買下了另一名攝影記者的一輯煤礦相,如今叫記者A,是希望他寫篇簡單的特寫報道來配合照片。《郵報》給記者A的預算是五至六萬港元。這五、六萬,扣除他跟我到山西的來回交通費和三天食宿費、扣除我三天日薪﹝我收國內fixer價每日一千元﹞、扣除當地包車費﹝三天一千五﹞,就是記者A所得。記者A先後只要五天就完成了這篇報道。

我在伊朗和阿富汗當自由記者的時候,跟國內和香港的報紙都有合作。當時我剛出道,不懂議價。稿費是按出版的字數算的,香港和國內的中產雜誌一元一字,另一本後台強大的官辦周刊,稿費三毛一字。來回機票所有開銷都是自己負責,寫到手都軟最終只得萬多兩萬元收入。如果在同一時段多做幾次老外記者的fixer,收入也差不多,但我不用趕稿、不用向編輯推銷、不用擔心開銷、只需專心想辦法做好採訪。

記者A在英國已挺有名氣,曾經是英國八卦暢銷報章《太陽報》高層,最近的freelance傑作是獨家專訪到英國皇妃戴安娜的真愛──巴基斯坦醫生阿斯納特‧汗。我沒有問詳細,不過他的稿費應比初出道的英國自由記者高。老實說,對於新聞,我至今還﹝錯誤地﹞帶着一種理想主義心態,認為最重要是找到地方發表,稿費只屬次要。但對於記者A,新聞記者就是消息販子﹝他以工匠來自喻﹞,而消息有分值錢的和不值錢的,自由記者和編輯都在實踐中學會了如何為新聞貼上價錢牌﹝在香港,卻是買賣雙方都唔知價,自由記者一般是所謂「食理想」﹞。自由記者為了增加得到獨家消息的機會,便在不同國家建立起fixer網絡。這些地頭蟲fixer大多有自己的正職,很多是導遊,不過同時會為自由記者收料,如果得到勁料,fixer就會通知記者前去採訪。記者收到巨額稿費後,也會與fixer分享,提高fixer的挖料動力。

聽記者A說,他在亞洲某國的fixer曾經收買當地獄卒,要他拍攝碰巧在監獄內的一名西方明星。稿件刊登後,fixer得到一千美元額外報酬。獄卒就是fixer的fixer。

除了稿費高外,主要英語報章對版權亦有一套行規──他們給的稿費,只是買下首次刊登的權利,當報道刊登後,記者可以將同一篇報道﹝或改寫後﹞轉賣給其他報章。而作為記者A的fixer,我亦可以在他發表消息後,用我自己的名義寫另一篇報道發表。當然,很多fixer都犯不着自己寫報道,因為fixer跟記者一樣,也是一種工藝,就好本份,人工收妥就算。

香港已經變成一個徹頭徹尾的悶蛋城市,所以記者A每次找我也是做國內新聞。在此之前,我沒有在國內生活過,也甚少看國內報章和論壇,因此我跟一般的fixer不一樣,我不是地頭蟲,而是與自由記者一樣的無知,卻也因此與記者一樣,對眼前出現的新鮮事物充滿好奇心﹝是的,雖然記者A大小新聞通吃搵錢養四個讀國際學校的孩子,但要一個四十多歲的男人身水身汗跑新聞,好奇心還是不能少的﹞。

一篇關於中國社會的報道刊登在英國《星期日郵報》,主題無非是「你睇大陸幾離譜」,或者是揭發英國與大陸離譜事的關係,例如英國人買的米奇老鼠在深圳的恐怖生產過程,或者英國企業如何協助中國政府侵犯人權﹝全世界的媒體也在追逐本土角度,沒有本土角度的就沒人理會。南亞海嘯,香港媒體寫得最多就是香港人和華人的遭遇﹞,這樣的報道是在強化刻板形象多於激起討論。但西方記者的新聞觸覺,有時也會提醒我們一些習以為常的事,譬如最近我做的題目:深圳電子眼監控系統以至國內監控技術的發展。如果不是接到這個fixer工作,我不會留意到監控的網絡已經在邊界的北面迅速膨脹,而香港人也不知不覺成了國內研發最先進監控技術的實驗品。

上面幾段是前言,之後會把做fixer時搜集的資料整理出來,也會寫一些安排採訪的過程。

﹝待續﹞